阎长贵港联证券，1937年出生，是山东聊城人。
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大的哲学系，在六十年代初期，大学生真就是天之骄子，更何况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，那更是人中翘楚了。
他毕业后，先是在《红旗》杂志社工作，1967年1月，他被调去了钓鱼台11号楼工作，一直到1968年的1月。他也是11号楼的首个机要秘书。
2021年，这一年的6月10号，84岁的阎长贵先生病逝。
本文章的资料来源于《问史求信集》，这本书是他晚年和王广宇合著的。
正文1967年，这一年的1月9号，晚上。
展开剩余85%阎长贵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伏案工作，他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就在钓鱼台的16楼。
之前他是在《红旗》杂志社的哲学小组工作，吃住也是在杂志社，因为出色的表现和能力，换了个工作岗位，吃住在钓鱼台十六楼。
“已经定下来了，调你去11号楼当秘书，快收拾一下，现在就搬过去”
突然闯进来一个人，风风火火的对他说了工作调动的事。
早在之前，就有人和他说过要调动工作这个事，他也是知晓的。不过，当时加上他在内，是有四个备选人。阎长贵心思自己资历不高、年龄不大、级别也不够，怎么也不会轮到自己。哪晓得最后却是他成功入驻了11号楼。
他来十六号楼工作也才短短的半年时间，这又调动了。
当天晚上，阎长贵随便收拾了一下家当，就搬去了11号楼。
他为期一年的秘书工作，也正式开始了。
在11号楼当秘书，每天主要就是这两样的工作：
收发和整理文件资料/接听电话
至于起草文稿、讲话稿这类的活，有其他几个大秀才来负责，在11号楼工作的期间，阎长贵还没有给领导起草过讲话稿呢。
别看工作内容不多，但是架不住工作量大啊。
这11号楼住的是谁？是伟人的妻子。
六十年代的时候，她红极一时，每天从北京各个单位、从全国各地送过来的书信、文件、资料，那可是多如牛毛。最多的时候，那都能装下一个大麻袋了。
这些书信、资料什么的，你不能一股脑的全都丢给领导。她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，一个个的查阅。
作为秘书，就得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。
阎长贵是按照这三种类型进行分类整理的：
第一类：必看件
这一类的资料属于重要级别，一定要送给领导。
这一类的文件通常是中央文件、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、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的消息等等。
这一类的文件，大多数是需要她做出表态和批示的。
第二类：参阅件
这一类文件也是比较重要的，但是至于她会不会翻阅，或者是做出批示什么的，也不一定。
第三类：参考件
这一类文件资料就属于浏览件了，她有时间有精力的话，会翻看，但不翻看影响也不大。
这三类文件，阎长贵都分别装在三个不同的卷宗里。
每天，要在领导起床之前，就得把三个卷宗送到二楼的办公室，放在沙发右边的茶几上。
她起床后，就会翻看文件，或批示，或不批示。
凡是翻看过的文件资料，她都顺手就放在沙发左边的茶几上。
她参阅完文件之后，就会按铃呼叫。
阎长贵就会上二楼，把左边看过的文件拿下来。
那些需要立即发出去的文件资料，装好之后交给交通员，不需要发走的就分类存档。
这样的流程，每天都是固定的两次：早上一次，下午一次。
倘若遇到临时的急件，需要她立即处理，那就得立马送上去。不过，如果是遇到她睡觉的话，那就不能打扰了，得等睡醒之后再送过去。
除了收发和整理文件之外，他这个秘书每天还需要接听电话。
那电话也是特别的多，每天都响来响去，有时候，甚至是一个接一个，没完没了。接电话的同时，他还得分心出来整理文件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电话多的时候，那听筒似乎就像是焊死在了耳朵上，拿都拿不下来。
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耳根子生疼，难以入睡。
就这么工作了几个月下来，阎长贵也是吃不消，十分疲惫。
这就是11号楼秘书，每天工作的常态。
那么，有没有休息时间呢？
那几乎是没有的。
除了领导午休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阎长贵都得时刻待命。他一刻都不敢离开办公室，万一领导呼叫，找不到人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至于节假日什么的，也是几乎没有。
作为一名秘书，领导的工作时间就是秘书的工作时间。
有的文章或者是所谓的纪实文学里面，描述相关内容的时候，有一个小细节其实是错误的。他们写的是“打电话”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，这是误导了。
阎长贵作为秘书，在其书里专门就这个小细节进行了说明。
不管是11号楼还是其他地方，领导们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会直接打电话，而是通过按铃的方式来呼叫的。
比如在11号楼，按一次表示呼叫秘书；按两次是在呼叫护士或者是服务员；三次就是在呼叫警卫员。
这种按铃的方式，可就比打电话方便多了，也更有效率。
1967年，国庆之后，11号楼来了一个新人，名叫“杨银禄”。
这是个连级干部，个字不高。
阎长贵原以为这是调过来给自己当副手的人，心里还挺高兴，这回可算有人帮自己分担工作了。哪晓得，这新来的人，其实是来接替他的工作。
1968年1月港联证券，阎长贵走出了11号楼，杨银禄就成为了这11号楼的第二任秘书。
发布于：云南省通弘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